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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专业成长
发布时间:2011/4/5  阅读次数:1051  字体大小: 【】 【】【
                                                                   教师的专业成长           常作印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康德说:“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要谈“专业尊严”,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专业”。所谓专业,就是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从事的某种工作,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可替代性。所谓专业化,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达成尽可能多的功效。专业化就是高效化。 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指出,现代社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一种职业是人人可以担任的,则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所以,职业的尊严,只有靠专业去赢得,上天并不会白白的恩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社会对教师工作质量和效益的要求空前提高。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以教师专业化为核心的教师教育的改革,已成为世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
一、  专业觉醒是发展的前提。要在任何一种职业上取得成功,首先都要从自身上找原因。
毕竟,我们最容易也最有效影响的变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心情;我们不能预知明天,但我们可以利用今天;我们不能样样顺利,但我们可以事事尽力。   教师专业成长首先是心灵的成长,而职业和专业认同是其基础。作为教师,想在专业上快速成长,就要敢于在灵魂的镜子前照出“丑陋的自己”,从而真正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因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与认识学生和学科是同等重要的。这正如《教学勇气》一书中所说:“真正好的教学来自于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 法国文学家雨果说:“只要学有专长,就不怕没有用武之地。”对于一个教师的事业而言,最大的危机就是业不精专。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但是不能原谅教师的不学无术、不思进取、业不精专。笔者认为,学生超越教师,是教育的幸事,可如果教师太容易被超越,则是教育的悲哀。可是,在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我们漠视教师工作的专业性,教育被人为的简单化了:我们用“敬业精神”替代“专业智慧”,用“天然爱心”替代“专业尊严”,不讲效率,不讲科学,不讲专业化,让教师辛苦的走在高耗低能的路上,拼时间,拼体力,拼汗水。近些年来,简化的赏识教育大行其道,但很少有人理解真正的赏识教育。如果仅仅是“棒棒棒,你真棒;行行行,你真行”就能够让一个孩子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好的话,教育就实在太简单不过了!种庄稼,光靠爱不行,只有懂才有好收成;教孩子,仅有爱不够,只有懂才有好未来。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真理;有了爱,也不等于有了教育,这也是真理。教育仅仅靠赏识和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专业的技巧和智慧。高尔基说得好:“单单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做的事情,可是善于教养他们,却是一桩伟大的公共事业。”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门科学。既然教育是科学,就应按科学的规律办事。但遗憾的是,在我们身边,个别教师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忽视教育科学,忽视孩子成长的规律。 我们常常抱怨学生越来越难管了,而忽视了自身专业素养上的严重问题。一些教师在培养学生成长的同时,恰恰忽视了自己专业上的进德修业。 比如,在个别教师看来,学生上课不听讲,就是“不想学”;不好好写作业,就是“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不守纪律,就是“成心捣乱”;“早恋”就是“思想复杂、肮脏”;成绩一下降,就是因为“松劲”了。 总之,他们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觉悟问题、道德问题、认识问题,好象只要“认识”提高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孩子的许多问题并不属于道德问题、认识问题,而常常是心理问题或者能力问题。心理问题和能力问题靠一般的思想教育方式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每当教师用自己的错误方式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只会埋怨学生不接受我们的教导,却很少想想自己开的药方是否对症。 在我们中国,最不讲科学、最不讲效率、最不讲专业化的地方就是政府和学校。 中国绝大多数教师仅凭经验和体力教书育人,忽视教育科学和孩子的成长规律。 近些年来,接触网络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教师是一个缺乏教育常识的群体。 举几个例子:在西方,每一个家长和老师都知道的孩子成长有几个明显的关键期要特别注意,可是在我们这里很多家长和老师并不了解。 比如:孩子成长三个大的关键期:3岁之前;9岁之前;13岁前后。 如果在这三个关键期,按照孩子成长规律和教育的规律来教育,孩子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 较严重的问题学生往往是这三个大的关键的教育上出现了严重问题造成的。 再比如:习惯养成关键期(3—7岁)。 这个时期,应该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礼貌习惯,明辩是非,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有科学道理的。现在已经被西方的现代教育科学验证。 韩国前教育部长、首尔大学教育学教授文龙鳞认为:这一时期应该培养孩子的道德智能,核心是明辨是非的能力。2岁前的孩子要给予充分的满足、无条件的爱,这样孩子才会有安全感和幸福感;2岁到5岁之间,父母要敢于对孩子说不,让孩子建立规则;5岁到10岁,则要继续关心孩子的品德培养;10岁以后,则要尊重孩子。 再比如:想像力发展关键期(2—8岁)。很多人抱怨中国的学生创造力差。其实创造力的背后,是想象力差。人的一生开发想像力的关键期是2——8岁。西方的家庭、幼儿园、小学,在孩子的这一阶段特别重视想象力的教育。 遗憾的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教育科学。 再比如:文化敏感期(6—10岁)。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绝大数国家和地区都规定儿童六周岁左右入学。为什么?背后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 当然是有的!西方脑科学研究专家,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研究,发现:你的大脑发育有两个大的活跃期,一是6周岁左右;一是12周岁左右。 第一个活跃期来临时,儿童外在的表现是:好动,好奇,爱动脑筋,问题特别多,每一个孩子的似乎都有十万个为什么。 在西方人看来,家长已经不能满足孩子的文化需求,于是只好把孩子送到学校,有专业的教育人员来满足孩子强烈的文化需求。 但是在中国,不少教师并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这个时候满足不了他们的求知欲望,很可能孩子这方面的渴求会转向其他方面,比如捣乱、乱说话、多动等。 其实,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多动症的儿童。“多动症”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我们认为的所谓“多动症”儿童,往往是比较聪明的孩子,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孩子强烈的求知欲所造成的。 再比如:黄金阅读期(8—14岁)。 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的科学的阅读指导和有效的大量阅读,将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 阅读也是一门科学,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我们很多老师都是知道让孩子多读,但却不知道如何科学指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上举得几个例子大家能够感受到:教育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教师不是一个仅靠热情和勤奋就能干好的职业,它还需要很高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智慧。一个没有专业素养的教师,会把天才培养成庸才,那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犯罪。 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康德说,人类有两件事情最难:一个是如何“统治”他人;另一个是如何“教育”他人。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蒙田说:“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学问。” 英国著名思想家和数学家怀特海说:“教育培养人是个极其复杂的题目……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决没有普遍适用而简单易行的办法。” 舒尔曼认为,教师的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的专业”,一种复杂的智慧性工作。因为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孩子;更因为伟人和罪犯都可能在教师手中诞生。我们许多人对于教育情景中的各种因果交叉、亦因亦果的非线型关系,懒得去用心观察与思考,许多人都只停留于最表面、最肤浅层次轻率地作出所谓的事实和价值判断。我们平时教育的许多行为都并没有顾及问题的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和严重性。因为自己认识肤浅、说不清楚,所以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用一种表面的潇洒来掩盖自己内心对“因果关系的无知”。我想,这也是处于推动期的新课程实施举步维艰的最重要的师源性因素。 前苏联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实践家马卡连柯说:“假如你的工作、学问和成绩都非常出色,那你尽管放心;他们全会站在你这一边,决不会背弃你……相反的,不论你是多么亲切,你的话说得多么动听,态度是多么和蔼,不论你在日常生活中和休息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爱,但是假如你的工作总是一事无成,总跌跤,假如处处都可以看出你不通业务,假如你做出来的成绩都是废品和一场空,——那么,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 正是西方人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所以他们普遍认为: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医生,一种是教师。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师比医生还危险,因为一个不合格的医生害的是人的肉体,而一个不合格的老师毁掉是一群孩子的精神和灵魂。”于是西方文明国家对教育和教师特别重视。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一般只有经过教师专业化训练的精英才有资格从事教育。但是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想浪潮,并极大地推动了许多国家教师教育新理念和新制度的建立。现在,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成功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出生率下降而对教师需求量的降低,由于经济原因教师培养机构成为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对象,以及公众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引发对教师教育的批评,提高教师“质"的要求取代了对“量"的急需,对教师素质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对教师专业化作出了明确说明,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 日本早在1971年就在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的《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调整的基本措施》中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应当确认、加强教师的专业化。在英国,随着教师聘任制和教师证书制度的实施,教师专业化进程不断加快,80年代末建立了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校本培训模式,1998年教育与就业部颁布了新的教师教育专业性认可标准“教师教育课程要求"。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分别从8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教师专业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教师专业化的观念成为社会的共识。 1989-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及教师专业化改革的研究报告,如《教师培训》、《学校质量》、《今日之教师》、《教师质量》等。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提出,“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政策中,专业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 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教师职业展开过讨论,当时有一种很鲜明的观点,“教师不单是一种职业,且是一种专业,……性质与医生、律师、工程师相类似"。但至今,对教师是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仍未形成共识。直到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忽视教师是一个专业的国家之一;我国教师也是世界上缺少专业发展意识的群体之一。当前还有不少人(包括我们教师)认为教师职业有一定的替代性,或者起码只能处于一个准专业的水平,误认为只要有一定的学科知识就能当教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政府改革中,有不少的地方政府把裁减下来的人员分流到学校去当教师。 不少人的思维里,还把教师定位为一个像春蚕似蜡烛的奉献职业。我们每一届推选出来的各级优秀教师可见一斑,他们的优秀事迹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有家不回,有病不看,有孩子不管,有父母不要。我们在教育理念上甚至提出“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这样极端的口号,而恰恰忽视了教师这个专业群体最需要发展起来。没有教师的觉醒和专业发展,任何教育改革的结局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变,却认识不到自身的力量,我们中国教师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种“青天情结”。 我们常常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教育不满,但这种不满,却并没有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我们看到的情形是,随着上大学的比例大幅度上扬,升学竞争反而显得更为残酷,甚至从高中弥漫到了小学。作为身肩重任的教育者,我们这个群体也是受害者(不乏受益者),超负荷的工作,缺乏乐趣的备课,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加入到这个行业开始,就变得怨声载道,牢骚满腹。而政府为改变应试教育所作的一切努力,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付诸流水。――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这个群体,既是应试教育的坚决反对者,又是应试教育的中流砥柱,甚至是历次教育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教育,就在这种缺乏建设性的牢骚与惰性中一点一点地走上了不归路。于是,教育改革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进入了一种囚徒困境。 我们往往把所有的教育问题归结为体制,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体制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种责任意识。 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让中国教育因我而发生一点改变!班级和课堂,我们完全可以变得更好一些!当一个个教师都行动起来,都专业起来,我想:中国就会发生大的改变。 对教师而言,我们也完全可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专业生活。我们应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否看到教师职业能给人带来的内在尊严?”“我的专业劳动质量是否已达到了因创造而获得内在尊严与欢乐的水平?”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必将唤起我们作为职业主体的意识,重建自己的教师专业意识和专业行为,使自己成为自觉创造教师专业生命和专业内在尊严的主体,享受因过程本身而带来的自身生命力焕发的欢乐。 总之,教师专业发展关键靠我们这个群体自己。正如《国际歌》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要草根行动起来,春天就不远了! 但由于教育的复杂性,我们教师在努力提高自己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不能对自己期望过高。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一文说:“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
从教师专业化的角度讲,千万不要做“有家不顾,有病不看,有孩子不教,有父母不孝”的“优秀”教师。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天,一大早,方老师4岁的女儿说自己“特别冷”,方老师摸摸她的额头,感觉有一点发热,但她没有在意。晚上她把女儿接回家,女儿又说“特别困”,方老师便让女儿睡觉,自己急匆匆赶到学校,为的是不耽误学生的一节晚自习。第二天,孩子说眼睛看不见东西,这时,方老师才带孩子到医院去瞧病。结果,医生说,孩子因为高烧,眼角膜已经软化穿孔,彻底失明了……方老师说:“那一届学生十分争气,有一半学生考上了重点高中。虽说为了他们的成功我付出了高额代价,但我觉得值得!他们的成功是我一生的安慰与自豪!”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催人泪下”的感人案例。
1、这个案例中,我看不到方老师的效率意识,更谈不上专业发展意识。文中的方老师如果如果平时工作做得很好,效率很高,别说耽误学生一节晚自习,就是耽误十节正课也没有什么,他的学生该是什么样的升学结果就是什么养生学结果。
  
2、这送走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抵消她对一个无辜女孩所犯下的罪过? 方老师令人眩目的光环背后,是对女儿的近乎冷酷无情的形象。她把那个可怜的女童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以牺牲掉孩子来显示一个身为母亲的教师无比高尚的情操;她以工作紧张为由,无端地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累赘”,而她竟天真地以这样的行为来炫耀?这是最可怕的。
  
我们反思一下,如果一个教师连身心健康的“人”都达不到,又何谈“教育的神圣”呢?
教师专业强调的是:专业、智慧、科学、效率。 所以说,“累死在讲台上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我们长期评选和推崇的教师其实与教师专业的历史潮流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背道而驰。评选“有家不顾,有病不看,有孩子不教,有父母不孝”的“优秀”教师,许锡良教授认为,这是病态的文化下才有的病态教育观。但是,多少年来,教师的正当权利就被这些美丽的大词与病态的教育故事给淹没了。结果中国的教师待遇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差的一个群体。直接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中国长期缺乏合格与优秀的老师。这种颂歌表面上是歌颂教师,实际上是在把教师往火坑里推,是在残害我们的教育事业。
累死在讲台上的老师,他缺乏起码的人的生命保护意识,也缺乏家庭的责任感,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是以旺盛的生命力,来为学生展示健康的生命与智慧的工作,而不是来在学生面前展示伤累病死的。 从专业化的角度讲,只有教师的生活和谐,才有教育的幸福与完整。 我倡导一种新师德:教师生命健康第一,具有专业尊严,与学生一起成长,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书写自己的生命传奇。 “新师德”并非是要否定教师的奉献精神,而是从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角度,引导教师把教育作为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真正视教育为自己生命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学生一起成长,这应该是教师专业发展要求,也是教师职业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但对于中国的大多数教师而言,却在培养学生成长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进德修业。学生超越教师,是教育的幸事;然而如果教师太容易超越,我看则是教育的悲哀。我们很平凡,但是我们的学生需要优秀的老师。学生可以原谅老师的严厉、刻板,但是不能原谅老师的不学无术、不思进取。
  
  二、专业发展的主阵地是课堂   课堂是教育之核,是教育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实施教育影响的实践场。对学校和教师而言,得课堂者得天下!课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如果说教育教学是一名教师思想存在的方式,那么他只有借助于课堂这个载体,才能获得振翅冲天的快感。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教师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误入歧途,以为专业发展就是写写文章、做做课题等,而荒了自己的课堂。其实,我们现在倡导的读书、反思、写随笔等,一定意义上讲,都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  
没有见过风景的人,会把盆景当作风景;即使见到了真的风景,也不应只停留在一处。对于课堂教学而言,这两句话我觉得同样适用——而它恰恰最有赖于教师“脑内存”的容量和品质。
其实,教材只是一个“引子”,我们借这个“引子”,可以更深的走进人类的精神空间。教师要有科学与文化上的积累意识,应该像牧羊人那样,把学生引领到“水草丰茂的牧场”,而不是圈养起来。教师应该用人类的文化神韵去滋润学生的心田,引领他们登堂入室,领略人类科学文化大厦的恢宏气势和美丽姿态,充分享受徜徉人类科学文化之中的无穷乐趣。 从专业化的角度讲,教师要想尽办法对教材“美容”或“整容”,应尽可能地找到教材的空白点、延伸点、能力点、发掘点,在课堂上尽量去补白、延伸、演示等,用足用活教材这个“引子”。这样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又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化,何乐而不为呢? 专业化背景下的课堂,教师应该用真情润泽律动的生命。水本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激而发灵光。情动,才有心动;心动,才有行动。课堂需要感动、需要震撼、需要心灵的泪花。正像干涸的荒野需要甘霖、冰冻的雪原需要暖流、寂寞的空山需要鸟鸣、平静的大海需要浪花。
记得全国特级教师于漪教师谈到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时,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六十年前她的国文教师贮满情思的眼睛——“教师朗诵着,进入了角色,那深深感动的神情凝注在眼里。这种感情感染了整个教室,一堂鸦雀无声,大家都被感动了。”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不敢妄称自己的教学有此神力,但在现时作为“榜样”的课一次次被铺天盖地的技术手段无情无理地强暴之后,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讲台上的学者面容清癯,鬓发斑白,长衣飘举,满目忧思。这形象也许是闻一多,也许是叶圣陶,也许是朱自清——我始终偏执地认为:他们才应是教师的思想典范和人格高标!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课堂不能只是热闹和浮躁,而要有真正的思想。思想是教育之魂。唯有思想,才能还教育以永久的灵性、质感与生命的活力。我始终认为,教师的思想贫困比经济贫困、知识贫困更可怕!说句老实话,多少年来,中小学的课堂很难与思想的深度联系起来。现代课堂的文化品格——文化的烛照、人格的熏陶、思想的启蒙等,长期与我们绝缘。笔者认为,那种没有高尚价值引领、没有思想深度的教学,是庸俗的教学、粗劣的教学、甚至是罪恶的教学,因为它培养的是一批批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空心人”。真正的教学,应该是在特定情境中,引导学生倾听文本的灵魂回响,开掘文字背后的价值取向、精神母题和文化传承。课堂呈现的不应该仅仅是“鲜花”,还应该有“花开的声音”和学生生命思想“拔节”的声音! 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学会思考。但遗憾的是,这一教育常识,还不少教师根本认识不到。把思考的权利还给学生,这才是教学的主要任务。只有让学生思考得更加深入,才能让孩子的精神之树长起来!就语文教学而言,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文学家,而主要是培养“思想家”,也就是培养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的习惯、意识和精神,这种观察和思考当然主要是指向人生和社会、历史和现实、文化和精神等领域,这才是语文教学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思想不仅是人的权利,而且是人的本质。没有思考的生活是动物式的生存,不会思考的人只能丧失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从而沦为感性和知性的奴隶。 “没有自我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不管是技能的操作,还是知识传授,都需要学生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并经过大脑加工整理、思考和储存,缺少这个内化的过程,任何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坚持“三不讲”原则,即“学生已会的不讲、学生自己可以学会的不讲、讲了学生也不会的不讲”,要给学生创设情境和氛围,充分尊重学生,敢于放手让学生提出出问题、思考问题、探究问题,争取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体验生活,体验自主,体验过程,体验创新,体验成功,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正如专家们所建议的那样,给孩子一些机会,让他们自已去体验,给孩子一片天空,让他自己向前走。教师再也不能把知识传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再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促进学生“学”上,从而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理解达不到这个高度的老师,最优秀者充其量是个演技较高的演员,糟糕者则可能是一个愚蠢而又专制的暴君。
  
  三、用专业写作抵达精神之乡 教师专业成长,要行动,要思考,更要专业写作。近年来,“行动研究”、“叙事研究”成为比较时尚的教育科研词汇。其实,这些“研究”都是反思自己的实践、以专业写作为载体的研究。 专业写作,表面看来,只是教师随时随地把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学习,更可贵的生活状态,更诗意的人生追求,某种意义上,是教师在书写自己的职业历史和生命传奇。肖川教授曾说过:“造就教师书卷气的有效途径,除了读书,大概就是写作了。写作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在其《生活体验研究》一书中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写作是某种自我制造或自我塑造。写作是为了检验事物的深度,也是为了了解自身的深度。”专业写作,教师收获的不仅仅是文字,更多的收获是专业发展、教育的智慧和教育的幸福。每一个教师要想提升生命的价值,就不能轻视写。要写得精彩,就要活得精彩,做得精彩。写是人生从此岸向彼岸的泅渡;写是生活晶体的析出。如果说“学而不思则罔”,那么“思而不写则庸”。一个人的智慧水平是靠外显的文字水平来评估的,人的外显文字数量一般都与人的智慧水平成正比。   朱永新教授主持的新教育实验非常提倡师生共写随笔,他是把专业写作作为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最优化路径来对待的。作为一名教师,除了教书、读书之外,专业写作更应是一种经常态,因为,写作不仅是一种行为,而且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积极态势。许多大教育家之所以成就卓著,他们除了有丰富的实践、大量的阅读、深入的思考之外,更重要的是经年累月地笔耕不辍。可以这样说,他们也正是经常处于一种不间断的写作状态和写作行为之中,教育实践才转化为教育思想,吸纳的教育智能才转化为教育艺术,个人的教育特色才转化为教育风格。 全国名师李镇西老师曾这样写道: “20多年的教育成长经历告诉我,教师的写作,对于教师成长实在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也许许多老师是因为《爱心与教育》而记住了我的名字,我也因这本书而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尊敬,并渐渐被人称作‘教育专家’。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比千千万万的一些普通老师高明多少。常常在外面向同行们作汇报时,我总是说:‘其实,我和大家是一样的——对学生的爱是一样,对教育执著是一样,所遇到的困惑是一样,所感受到的幸福也是一样,甚至包括许多教育教学方法或者说技巧都是一样的!如果硬要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我对体现教育的爱、执著、困惑、幸福、方法、技巧的故事进行了些思考,并把它们一点一滴地记载下来,还写成了书。仅此而已!’” 教师的专业写作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专业性”,即它是“面向教育事实本身”的写作,应该把它看作是自己教育生涯的一部分,整个过程应该是写作磨砺、专业发展、教育生命对话的过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热衷于文学创作,而对于“面向教育事实本身”并无多大兴趣。文学创作这种非专业写作对教师的专业成长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诗人未必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更提倡老师“面向教育事实本身”来记录自己的阅读、观察和行动和反思,通过这些来改进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 第二是“日常性”,即教师把写作当作自己的需要并养成习惯,通过每一天的写作点点滴滴地积累教育心得的写作,而不是那些为了应付检查才写的计划、总结和论文。它原汁原味的保留着鲜活的气息,似心灵的泉水汩汩地流淌出来。作为一线教师,可以说每天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而且又极其生动珍贵的特有的实践和感受。上完一堂课,或看完一篇文章,或参加了一次教研活动,甚至听同行、专家、领导的某一句话,都应该随时把自己的思考用笔记下来。否则,这些”活”的、“细小的”、或许有重大研究意义和价值的“思想材料”就会稍纵即逝,实在可惜。实际上,写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只有勤于拿起笔来积累,才会越积越厚:勤于拿起笔来思考,才能全身心地贯注于文章的写作之中。拿起笔,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这却促使写作者慢慢地去摒弃外在的浮华和自己内心的浮燥,同时也促使思维和情感迅速进入自由、灵动和生发的积极状态。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正是三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教育日记,才使他的著作被后人称为“活的教育学”、“教育百科全书”。所以苏霍姆林斯基建议:“每一位教师都要来写教育日记。教育日记并不是什么对它提出某些格式要求的官方文献,而是一种个人的随笔记录,在日常工作中就可以记。这些记录是思考和创造的源泉。” 什么也不能拯救你,除了写作。它撑着每堵墙不使它们倒下,阻止一大帮人马冲进来。它炸开黑暗。写作是最终的精神病医生,是所有上帝中最慈善的上帝。(美国学者查尔斯•布考斯。)    
教师的专业写作需要的不是超人的智慧,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坚强的毅力。思想和灵感是上苍恩赐给我们的智慧火星儿,不记录下来,他很快就会熄灭的。而坚持记下来,则会让一颗火星儿点燃另一颗火星儿,慢慢形成燎原之势。“没时间”、“写不出来”,其实多为懒惰的遁词。治懒唯有用“逼”,因为一切成功皆与“逼”字有缘。虽然写作的最佳状态是追求文思泉涌,但是,有些时候“挤牙膏”也不失为一种写作方式。文思泉涌的状态,可能时常出现,但是却不能恒常保持。敢于“逼”,善于“逼”,我们才能超越自己。大作家果戈理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写作,就拿起笔来,写‘今天不知因为什么我没写’,把这句话一遍一遍地写下去,直到写得厌烦了,就要开始写作了。”这种苦苦的自逼,更包含有自警、自责和自励。这种“与自己较劲”,“与自己过不去”的行为和精神,正促使那些暗淡的、困惑的、慵懒的思维和情感渐次被激活,这种非要写下去不可的执着,才能使平时积累的那些零碎的、彼此孤立的、缺乏活力的写作材料在脑中明晰,在笔下生彩。 研究和写作,是当代教师成名成家的必经之途。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其专业职责是教书育人。一位老师,只要他教育、教学工作做得好——班级带得顺,学生成绩好,便算得上他作为教师的成功。 一位现代专业化意义上的成功教师,应该打造好两张“名片”。第一是教育教学本职,要做教学艺术的行家,二则要重视反思、写作、研究和交流,做研究型教师。而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见诸报刊,也是教师的研究成果获得社会认可的最佳途径之一。       其实,我们每个教师也完全可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本来我们都是白天鹅,但由于我们做惯了丑小鸭,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够飞翔;本来我们都是千里马,但由于长期习惯于拉磨,不相信自己还能奔跑起来。教师专业成长最重要的是行动和坚持。一个像渴望呼吸一样渴望发展自己的人,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你。美国著名的富尔顿学院的学者们说:“编撰20世纪历史时可以这样写:我们最大的悲剧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连年战争,甚至不是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而是千千万万的人生活着然后死去,却从未意识到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巨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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